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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刘远举 |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：qspyq2015·

个税一直是政策热点，一些明星企业家，还发出了个税1万元、甚至3万元起征点的呼声。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人认为，提高起征点可以促进消费，拉动内需，同时减少申报时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，减低成本运行。

不过，建议把起征点提升到1万元的前提是，1万元在中国不算高收入，而是一个常见的情况。遗憾的是，这不是事实。

有多少人缴纳个税？

在2018年3月13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，从2018年10月1日起，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，改革试行三个月来，减税约1000亿元，7000多万个税纳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。

这个数据没有总量，只有增减量。那么，此前中国有多少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呢？

2015年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：中国实际个税纳税人口只有2800万，占总人口不到2%。不过，2017年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，根据个人收入分布情况，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推算，推算结果显示，中国交个税的人数约为1.53亿人。

但即便采取后一数据，中国现在个税的纳税人数量为：1.53亿减去7000万，约8300万，占整个人口比例的5.7%。

14亿人，只有约8300万人在缴纳个税，这个起征点，并不是很低。所以，这种情况下，贸然的提升个税起征点到1万元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
中国人的收入分化

2020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，也就是说每个月3000元都不到。只计算城镇居民的话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更高一些，为43834元，相当于每个月3600多元。显然，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富裕。

收入的结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，根据2021年2月统计局最新数据，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，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，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，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，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。

也就是说，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91元，而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1元，只有高收入户人均才过5000元。

所以，觉得月入万元稀疏平常，是一个大城市、中产、高学历的语境，并不是中国全部的真实情况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在过去20年当中，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率，即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，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，消费率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。城市中收入最低的10%人群，农村中收入最低的20%人群，他们的消费率都接近100%，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%。也就是说，是在借贷消费。

央行的调查显示，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.9万元，中位数为163.0万元。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.9万元，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，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。

最低20%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.6%，而总资产最高20%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.0%，最高10%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.5%。也就是说，前10%的家庭占了中国家庭总资产的一半，而最高的1%，占了中国全部家庭资产的17.1%。

虽然，这个数据比美国前1%家庭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38.6%，要均衡一些，但仍然意味着财富需要进一步均衡。

所以，通过税收的方式，进行二次分配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，这对于促进消费，提升社会公平，都是有必要的。

起征点可以多样化

当然，贸然提升至1万元不合理，并不等于说，起征点不可以调整。

中国的个税起征点，经过多次调整。2006年以前为800元，2006年调整到1600元，2008年调整到2500元，仅仅三年之后，2011年又调整到3500元，2018年，又再次调整到5000元。

上一次调整已经是3年前了。这三年，不管是人均收入，还是物价指数，都在上升。个税起征点，不妨制度化、科学化地与这类指标进行动态化挂钩，逐年提升。实际上，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，实现指数化、动态化调整。

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地区。

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宁波、厦门和无锡。其中，前7个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6万元。上海是唯一一个突破7万元大关的，达72232元。这些城市，主要位于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三大经济圈。这其中，长三角优势突出，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、南京、无锡都在长三角。

一线城市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。一线城市的优势来自于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，以及互联网、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收入行业。此外，一线城市的总部经济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
但相比之下，中国的低收入地区，数字就不那么好看了。甘肃、西藏、贵州、青海这些地方，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万元。可谓差距悬殊。所以，在北上广深月收入5000元，与在西部县城收入5000元，它的实际购买力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更何况，还有房价差别。所以，根据地区制订不同的起征点，是合理的。

3月5日下午，辽宁团全体会议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提出，“在不改变个人所得税税制和税负前提下，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%计征的优惠政策”。

作为副省长提出的建议，自然有其专业性，值得重视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建议不错，有好处，也可操作，从个税的逻辑上也是成立的。

由此，还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提出的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，是“县域竞争”，又称“地方政府竞争”。地方降低税率，有利于吸引人才、资金，从而振兴当地经济。这就会引发各地竞争。

美国也存在激烈的州际税收竞争，美国各州税率不一样，以此吸引人才、企业。当然，考虑到个税是央地分享的税种，所以，背后的技术性操作还是很复杂的。

比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扣除制度

人的实际负担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。同样收入的人，一个人只需要养活自己就行，另一个还需要养老人、孩子。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，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相差也很大。

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会上说：“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，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，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。”这个数据，就是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。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很低，其实，也未必。比如夫妻两人上班，两个孩子，两位老人，但没工作没有退休金。那么，夫妻两人，1个月收入1万，除以6人，也才1500多元。所以，总收入很重要，但除法威力更大。

所以，提高个税起征点，不如完善现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法规，让个税制度更加公平。

目前的扣除项目包括：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、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。这些扣除项目，针对当下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开支大头，进行扣除，达到了降税、减轻老百姓负担、藏富于民、刺激内需的目的。

但这些扣除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。比如，现在对于子女的养育，只针对教育进行扣除，考虑到现在育儿成本的多方面性，以及对生育意愿的促进，不妨力度更大一些。比如，国家鼓励生育二胎，那么，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用，是否可以做更大力度的扣除，从生下来就开始，而不仅仅是从教育开始。

再比如，纳税人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只能由纳税人本人扣除，也就是说，仅当本人患上大病之后才能扣除。这种方式，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，确有改善的空间。

在职的人不幸罹患大病后，劳动力丧失或部分丧失，企业会依法终止合同。这是合法的，而员工，连纳税的资格也没有了，也就谈不上扣除。这个时候，针对本人大病的扣除，实际意义就降低了。

此外，赡养60岁（含）以上的父母，以及其他法定的赡养支出，是可以进行专项扣除的。但遇到老人生病，则这种惠民政策几乎不能发生作用。患上癌症的老人，由于往往已经退休，不缴纳个税，所以，其本人不能享受到大病医疗支出的个税扣除。对子女来说，平时赡养老人开支不大，在交税的时候可以扣除，反而老人患病，开支陡增时，却无法享受扣除。

同样的，纳税人的子女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，相关支出也可以扣除。但是，如果子女患上大病，由于未成年人不会交个税，所以，未成年人本人也是无法办个税的医疗专项扣除的。而且，理论上，因患病休学，就没有教育开支这一项，父母连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的资格也没了。所以，这不但不是雪中送炭，反而成了雪中送冰了。

中国人应对大病，往往都是全家一起承担，所以，大病扣除，应当扩展到直系亲属，这更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。

所以，把起征点提得很高，不合适，也没必要。但可以适度地逐年提高，也可以分地区实施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条件下，个税扣除制度，可以做得更细致、更合理、更人性化。

作者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，专栏作家。

「 图片 | 视觉中国 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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